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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猫-吴德峰之女回忆二三事(二):战事严重,在老乡家中曲折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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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峰、戚元德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人民日报讣告中称他们:“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坚决、机智、勇敢,认真执行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被中央领导和战友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名英雄”。

本文为吴德峰、戚元德的女儿吴持生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新中国 70 华诞,以亲身经历撰写的战争年代跟随父母度过童、少年时期的回忆文章。

7.重逢哥哥,失去弟弟

1945年11月,我和年幼的弟弟坐着马背上的摇篮(即电影《啊!摇篮》行军中马背上驮着的装载小孩用的柳条筐)随父母亲从延安渡黄河经张家招商口到东北地区去。一路风餐露宿到达张家口时,正逢马歇尔出面调停国共军事谈判,父亲受周恩来副主席命令到北平叶剑英领导的军调处工作,母亲也暂留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光猫-吴德峰之女回忆二三事(二):战事严重,在老乡家中曲折日子我们住在东山坡中央局大院的宿舍。

一天,突然父亲的副官孟宪如叔叔带回家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一见面,我习惯礼貌地与他们打招呼,开口便叫叔叔阿姨。孟叔叔笑了说,他们不是叔叔阿姨,是你的哥哥和表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除弟弟外我还有这么大的哥哥和表姐,兴奋不已,成天围着他们转,逢人就自豪地向人介绍道,这是我刚回来的爱生哥哥和柏林表姐。

左起前排吴持生、吴曙生,后排吴爱生、戚元德、柏林

后来才知道父母因长期搞秘密工作,为了工作,为了我哥哥、姐姐们的安全,从来不对外讲还有儿女养在白区,所以从未告诉过我还有哥哥、姐姐等家人。父亲军调时负责武汉地区的工作,巧遇了在武汉上学的我哥哥和我姑妈的女儿,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盯上跟踪,为了他们的安全,只好由孟宪如叔叔带他们随李先念夫人尚小平阿姨送回张家口。

1946年6月,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父亲撤回张家口后,我们去东北的交通因战事中断暂不能走,聂荣臻叔叔挽留我父亲任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母亲也留中央局工作。没想,这期间我的弟弟小胖子突然去世。小胖子从小聪明、伶俐、听话,非常受父母和叔叔阿姨们的喜欢。我在张家口第一完小上学回家背书,我刚念一两遍他就背下来了,如果他还在,一定比我强,是个有用之材。

他的去世,对我父母打击很大。若干年后,在他们面前,我们都不敢提弟弟的名字。叔叔阿姨们也很爱他,黄火青叔叔喜称他为干儿子。在黄叔叔九十岁高龄我去看他,他还说他现在还在想他的干儿子,向我要了一张曙生的照片。

在张家口的小胖子曙生

事情的经过是,父亲在北平,遇到了长征时的警卫员曾光梅叔叔,当时他正在北平附近带兵打仗。他托我父亲,为他在张家口铁路医院当院长的未婚妻的父亲带了一些医书回来。老院长是张家口著名的小儿科专家,收到书后亲自登门拜谢。时逢曙生出麻疹,高烧数天刚刚退烧想吃稀饭,母亲正在炉子上为他熬粥。老先生进门听说孩子在出麻疹,就非常热忱地让陪同来的医务助理打开他随身带的医用皮包(据讲老院长医德非常好,几十年如一日,医用皮包从不离身),拿出听诊器为曙生捡查。

检查完后,高兴地对我母亲说,孩子的麻疹状况良好,正在退,就是肺部听起来有啰音,为了防止孩子转肺炎,最好打几针预防消炎针。正好他包内带着一盒最新出的消炎新药盘尼西林,便开了处方,并当即叫助理打了一针。弟弟非常听话,自己主动把裤子褪下,露出小屁股趴在床上,对老院长说,老爷爷我不怕痛,你让阿姨打吧。谁知一针打下去后,弟弟就停止了呼吸。在场的人都吓呆了,老院长惊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老泪纵横地摊在椅子上。几十年行医生涯,他的手中救治过无数孩童,从未遇到过这种现象。药、注射器全拿去化验、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老院长回医院后怎么也想不通,把自己关在房内自责反省,几天不出房门、不见任何人,誓不再行医。

我父母听说后,忍住失子之痛,带着我同去医院探望,安慰老院长。经我父母再三劝说、恳请,老先生才开门见人,并答应继续为患儿看病。父母作为共产党人,识大体、顾大局,坚强地抑制住自己的失子巨痛,正确地处理了同志和医患关系。老院长出事后,极度痛心自责,也表现出他高尚的医德、医术和责任心。虽然那时我年纪还小,但在我的心灵和人生轨迹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医药、医学发展若干年后,我们才明白,曙生死于盘尼西林过敏症。此后,医院才规定使用盘尼西林必须先做过敏试验,杜绝了此类医疗事故的再度发生。

8.亲眼目睹伙伴倒在血泊中

据母亲讲,1946年夏秋,张家口战事已紧张,大人保密,我们孩子天真无邪,一点无所察觉。当时我正在张家口紧挨铁道边的第一完小上学,那天上午课间,我和同学们正在操场上跑跳玩耍,对天空突然出现低飞的飞机(可清楚地看见机舱内坐的驾驶员)毫无戒心,有些同学还好奇地用手指着,飞机跟着跑,哪知飞机突然扫射又升高扔炸弹,我亲眼看到有小朋友倒在血泊中。

我虽然从小跟随父母和长辈钻山沟、进防空洞,对日寇飞机的扫射、轰炸声早已习惯,但这次毫无精神准备且亲眼目睹朝夕相伴的小伙伴被国民党反动派飞机打死、炸伤,我吓傻了,也不知怎么随大家从学校逃出来的。因我每天中午放学都到父亲机关吃中午饭,到了街上,下意识地向父亲机关跑,进了院子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站在院中大声哭喊着叫爸爸,父亲从院内防空洞里出来,只见我一手拖着书包、一手提着一只鞋,穿着的紫花布(所谓紫花布就是用胶泥红土染的布)滚边的大红色中式大襟衣裤上沾满了泥土。父亲安慰着,把惊恐的我抱进了防空洞。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第一次在战火现场目睹自己的小朋友倒在血泊中,很长一段时间惊恐不安,还常在睡梦中惊醒。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难能可贵,只有我们强国、强军,坚决打击、打败一切战争贩子和侵略者,才能保家卫国,彻底消灭战争,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母亲讲,随着战事的发展,晋察冀军区决定战略转移,撤出张家口。母亲是带着中央局部分干部和家属先遣撤退走的,父亲与副部长康健生叔叔带着联络部坚持到最后,撤出时与敌先遣部队擦肩而过。我和柏林姐姐随母亲先遣撤退,途中遇到陈赓叔叔。他看到我母亲这批毫无战斗力、拖儿带女、老弱病残的撤退队伍,就主动从他部队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们撤退。看我母亲身边只有一个小勤务员,还专门派了个打仗勇敢、会使双枪的王如亮叔叔给她当警卫员。临别,还送了缴获的美国空投的几听(罐,墨绿色的铁桶)军用奶粉给我们路上吃。妈妈告诉我,陈赓叔叔在上海就与她和我父亲同在中央军委工作,是她和我父亲生死与共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

9.与当地老乡亲如一家

从张家口战略转移撤出,一路几经周折,迂回晋绥等地区,最后到达河北省阜平县枣园村。母亲调阜平县委到城南庄工作时,父亲照顾母亲是女同志,到基层工作不方便,就接我去他联络部工作的驻地海沿村同住。开始我和父亲住在村头的李叔、李婶家,后来我随高春才阿姨住在王道和大姐姐家,父亲住到一区干部李逢禄大爷家。

跟随父母的战旅生活,我早就习惯他们为了工作和战事需要,随时把我寄养在老乡家的生活。王道和大姐姐家只有母女两人,家里没有男劳动力,靠卖豆腐为生。她做的卤水豆腐,吃时虽没加香油,但放点盐,用葱花一拌,别提多好吃啦,现在想起来我还流口水。在我父母从小潜移默化的教导下,我跟大人学,经常一大早起来,帮大娘推磨磨豆腐。烧开豆浆点卤前,大娘总是要盛一碗给我喝,偶尔卤点轻了,还能吃到一碗豆腐脑。但做出的老豆腐,父亲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吃了要高春才阿姨一定代他付钱,决不准白吃白拿。

后来父亲兼阜平县委书记,也去了陈南庄,我们就搬到李逢禄大爷家住。大光猫-吴德峰之女回忆二三事(二):战事严重,在老乡家中曲折日子爷长年工作在外,家中只有80多岁的老奶奶、大娘和三个姐姐。大姐李英芸是村妇救会主任,二姐李英国是宣传队积极分子,比我大一岁的叫李英忠,大人叫她小桃子,我叫她桃子姐,是我在这个家里最要好的玩伴。全家把我这个部队上的孩子当亲人,我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大娘上灶往大锅里添水,向灶膛内添柴点火,我就抢着帮助大娘拉风箱。菜疙瘩炒熟了不用大人叫,我自己就主动拿碗盛着吃。如再盛锅里没有了,大娘或姐姐就把她们碗里还有的拨给我吃,宁肯自己少吃,决不让我饿着。

烧灶柴没了,我和桃子姐背上篓子或抬上筐,拿上扒子,到村外树林去搂落在地上的干树叶。大娘和姐姐去磨面,我和小桃姐就帮着推碾子或用箩筛面。缸里没水了,我就争着要跟大娘或姐姐们去井边抬水。每当让我跟她们抬水时,她们都照顾我,紧紧用双手把着水桶把,将水桶从杠上拉到靠近她们身体的一边,减轻我抬的重量。大娘纳鞋底,我就学着将劈好的麻在腿上,帮大娘递搓纳鞋底的麻绳,有时大娘还教我用锥子纳两针。

麦收后,姐姐们编草帽,我就和桃子跟在她们屁股后面,帮她们掐选浸泡得又白又光又好看的麦杆尖,并学着用掐剩的黄老麦尖编草帽辫。奶奶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儿孙孝顺,每天早上都给她做一碗自产的山药或洋芋粉糊糊吃。在当时,我和桃子姐认为那是最好吃的东西。老奶奶吃完的糊糊碗,便由我和桃子姐轮流分享着用舌头舔食干净。

吴持生(右)与桃子姐(左)

在父亲联络部的战友李英儒叔叔(写《野火春风斗古城》一书的著名作家)写的《我所认识的吴德峰》纪念文章中,还写道:“1947年我们在阜平山沟时,吃的可算是粗茶淡饭。清明,他的小女儿跟着女房东去上坟,等人家祭祀完,分一块掺上荞麦面摊的鸡蛋饼。”当时很困难,平时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要拿去换针头线脑,连上坟祭祀用完的一点荞麦面鸡蛋饼,大娘也要分给我和小桃子吃,实际上已把我当成他们的最小女儿,与小桃子一般对待。至今我们见了面,英国姐、桃子姐的孩子还亲切地叫我小姨,孙辈则称我姨姥姥,亲如一家,这就是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永远割不断的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关系。

10.羊圈内上课,手脚冻得生疮

海沿村当时只有初小(一到三年级),高小设在外村(四到六年级)。因当时全国各地春、秋季招生不统一,村小学没有下学期班,所以我只得重读一年级上学期。初小三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轮番给学生上课。教室开始设在地主家的羊圈内(四面土墙没有屋顶),晚上圈羊,白天羊放出去我们上课。没有课桌、板凳,孩子们每天上学,自带一个麦草或玉米叶编的蒲墩(几寸至半市尺高),坐下来腿当桌子,用化石笔在石板上写字。没有黑板,老师讲课就把一个年级的孩子圈在一堆,用小石板教课。

晴天上课,下雨、下雪就放假,除了寒、暑假外,还有芒种、夏收、秋收等农忙假。夏天天热,老师就带着学生追着墙根和树阴下上课;冬天,就躲在避风、有太阳的墙根和草垛旁,追着太阳取暖上课。最冷天,学生就捧着用红胶泥自制的手炉生上炭火取暖。一个冬天下来,我的手脚都生冻疮,红肿得像烂茄子一样,满是裂口、伤疤的手粗糙得像锉一样。

后来,区里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家属女老师来上课,村政府腾出了一间较大房屋做了教室,长条木板搭在泥墩上做课桌,用粗树干锯成的一段木墩做凳子。有了黑板,老师仍是三个年级轮番教学生上课。冬天墙角生了一个土炉子,煤炭是由老师带着我们学生秋天割毛草、拾柴火、拾麦穗谷物等搞小秋收赚来的钱买的。

记得一次我随老师、同学去山上割毛草,正好国民党反动派的敌机来轰炸,我只顾抬头望头上盘旋的飞机,不小心镰刀砍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血流不止,旁边的大同学情急抓了一把土按上止血,并拉我趴下。飞机走了,老师又按土法急忙从树上捅了一个空马蜂窝烧成灰,给我重新包敷上。结果还是感染化了脓,烂了很久,连指甲盖都脱落了。直到母亲带我到陈南庄看病上药才治好,留下一道很深的疤痕,至今还隐约可见。那时我头发留的是光猫-吴德峰之女回忆二三事(二):战事严重,在老乡家中曲折日子娃娃头,因卫生条件差,我的头发被桃子姐染上了黄水疮,我还留有一张为了治黄水疮剪发后的农村娃照片。

海沿村时的吴持生

阜平县是个老区,曾被誉为“华北的延安”。抗战时期,全县平均每四户人家就有三户是抗属,抗战中有5000多优秀儿女在战场上为国捐驱,是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但这个县位于山区,土地贫瘠,老百姓日子很苦,听老人说,遇上荒年,野菜树皮吃尽,吃了观音土拉不出屎来就有人涨肚而死。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针对平山、阜平两县,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即“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我住在海沿村时,几乎家家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所谓的菜实际是树叶子,春天里把柳树芽、杨树芽摘下来,放在柳条筐内用石头压着,放在河水中浸泡拔涩,然后放在大缸中渍成所谓的“酸菜”。我和小桃子就随姐姐们春天摘过柳树芽、杨树芽渍“酸菜”,吃的时候先在大锅内煮熟,再把玉米面撒上闷熟,炒成疙瘩当饭吃。那时只有农忙下地干活出大力的人,才能吃上黄澄澄的纯玉米面贴饼子,就着一块蔓茎或芥菜疙瘩咸菜吃。

在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就是来客人时才有的西葫芦熬豆角。老百姓家境生活好坏,只要看碗中炒的疙瘩颜色就可区分,贫苦人家玉米面加的少,树叶子放得多,疙瘩自然是呈树叶色。就这样,老百姓还一两不少地省下最好的粮食交公粮支援前线。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海沿村上学打霸王鞭唱的支前歌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公粮要簸三边,没有沙子没有糠;作揖来打霸王鞭,我送哥哥上前线,骑红马戴红花,打败了日本鬼子(或打败了蒋匪帮)保家乡。”

正如当时父母常讲的,前方有我们英勇奋战的子弟兵,后方有我坚强后盾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的革命战争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为正义而战的,是解放劳苦大众,使耕者有其田,劳者有饭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得到广大劳苦大众、边区和根据地老百姓的拥护和大力支持。我那时虽只是个小学生,但在大人们潜移默化的启发引导下,亲历其境地确实感到土改后农民有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喜气洋洋,觉悟提高很快。

不忘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不忘敌占区劳苦大众还在受苦受压迫,为了解放敌占区受压迫的人民,为了保卫取得的胜利果实,阜平全县掀起了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高潮。当时县里、区里,村里、庄里,处处都是歌舞升平,排演了“血泪仇”(演的是王春花一家被地主、保长、遭秧军、特务逼迫的家破人亡的血泪故事)、“别上当”(演的是贫农的妻子受地主威迫恐吓、上当,当了地主隐藏财物的“防空洞”的故事)、“宝山参军”(演的是贫农王宝山一家土改翻身后,一家人喜洋洋支前参军的喜剧故事)、“来顺放哨”(儿童团查路条的故事)、“刘常青赶集”(翻身农民喜气洋洋赶集的故事)等歌舞剧,以及开展打霸王鞭、踩高跷、扭秧歌等群众集体娱乐活动,呈现出翻身农民当家做主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欢乐情景。

当时我在的海沿村,基本每天晚上大人、孩子们都聚在村中打晒(粮食)场地围着大树根火堆,锣鼓喧天、欢乐无比地唱着、扭着秧歌、踩着高跷。

吴持生(左三)在晉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演唱当年的拥军支前歌

我从小就爱唱歌,学了不少的歌曲,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如《宝山参军》歌剧中王宝山的妻子和妹妹唱的歌词:“菜子油儿点灯,灯光儿亮,庄户人有了地脸上发光,一针针那么一行行,吱儿、吱儿地把鞋绱(夸张地形容绱鞋抽麻绳声和绱鞋动作的麻利),哎嗨哎嗨哟!我把它送到前线上” ;“提起俺男人王宝山,不由俺心中,好喜欢,他今年二十三,文的武的两双全哪,文的武的两双全!南沟里的土雷战炸的鬼子翻了天,……” , “……慰问袋绣上五个字,‘为人民立功’要记清,有了功劳别骄傲,功劳上边加功劳,嘿!为国家哪、为民族奋勇杀敌哪么咿呀嘿!”充分体现了解放区土改后,翻身农民当家做主踊跃支前,送子、送郎参军的高度思想境界和动人情景。

在父母的安排和老乡、师长们的教导培养下,我在阜平海沿村不但体验了穷山僻野的农村艰苦生活,锻炼了从小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并学会了不少劳动、生活常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和努力奋进、学习传承父辈优良传统作风及大无畏革命奉献精神的扎实基础,使我步入社会茁壮成长,长大后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1.在荣臻子弟学校经历战争洗礼

二年级上学期,父母亲将我送进了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解放后改北京八一小学,现名八一中学)继续读二年级,开始接受随军子弟学校战旅生活的历练。

荣臻小学是1947年在聂荣臻元帅的关怀下,晋察冀军区党委决定,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负责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沟槽村(现向阳庄)组建的。1947年3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

1947年暑假开学,父亲把我从海沿村接出送到易家庄的荣臻小学。去易家光猫-吴德峰之女回忆二三事(二):战事严重,在老乡家中曲折日子庄,我记不得是李来顺叔叔,还是陈如亮叔叔送我去的。到了学校,我插班读二年级,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短发彻底剃成了光头。战争年代子弟学校都是跟着部队跑的,怕孩子头发长,不卫生,长虱子,也怕敌人炮弹、子弹不长眼,打伤孩子的头不好处理,所以学校规定男孩和二年级以下(包括二年级)小女孩都必须剃光头,二年级以上的女孩也只允许留小分头,只有个别岁数大的女孩子才允许留娃娃头或者剪发头。

我前面的一个女孩子好像叫燕燕,开始哭闹着怎么也不肯剃光头。老师叫了我的名字,将我换上。我什么话都没说,就乖乖地坐上去,让理发的老师给我剃头。因临来前,父母事先已了解到学校的规矩,给我打了预防针,告诉我学校要求低年级女孩剃光头的原因和道理,并告诉我进了这个学校就是真正的小战士了,要服从命令,听老师的话。剃完了光头,老师摸着我的头,夸我听话,并说我从漂亮的小姑娘变成英俊的小伙子了。我也俨如一个小战士,自豪地晃了晃脑袋,说了声很舒服,剃得一点都不疼。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和神气,把理发的老师和旁边的大人都逗乐了。接着老师笑着问,下一个谁来,只见几个男孩、女孩抢着举手报名要先理,燕燕最后也乖乖地剃了光头。

班主任张老师是个有着解放脚(原来是小脚后来放成了半大脚)的慈祥中年女老师,她把我领进二年级孩子住的院子里,向二年级的同学介绍了我这个新来的同学,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欢迎我。全班同学除个别年级大的头发是分头外,其余的全是光头,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院子里有两间住房,男、女生各住一间,老师叫女生班长带我到女生住屋,一进屋里,就面对着一条顶两头墙的大坑,坑上靠墙整齐地放着一排褥子卷着被子的十来个铺盖卷,我的放在正中间对着门。坑上一领炕蓆,蓆子上铺着平整的几块粉红的花棉毯。地下靠着两边墙根,整齐地排着放有洗漱用具的脸盆。

女班长递给了我半块肥皂(即我们五、六十年代洗衣常用的两块连成一条肥皂的四分之一大),嘱咐我省着点用,一学期只发这半块,要我跟大家一样晾在门外屋檐下的窗台上,并教我自己做个记号,防止拿错找不回来。在海沿村小桃子家时,我们常用的是用猪胰脏和火碱制成的肥皂,叫猪胰子,把市面上正规买来的肥皂叫做洋胰子。洋胰子是稀罕物当然怕丟,我就把随身带着玩的一个麻钱塞进半块肥皂内作为记号。

从这时开始,在荣臻小学度过了我一年多的军旅生活。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响,我和同学们立即起床,迅速穿好衣帽,卷好被褥放整齐,集合跑步出操。宿舍轮流留两名值日生,打扫卫生和铺平整床上的棉毯。出完了操,回来洗脸刷牙。吃饭的号响了,我们立即挎上书包,提着碗袋集合去吃早饭。饭前在院子里按班级列队,唱完歌后吃饭。菜定量约一大勺,饭管饱,不够还可以添。白天上课、做功课,晚上没灯不上晚自习,大家经常站成一圈在院子里练习唱歌,学习打拍子。熄灯号一响,就赶快回屋上床睡觉。作息时间纪律严格,一般不变。

学校里除两套单衣、一套棉衣、鞋帽、学习用品统一发外,其余被褥、饭碗、脸盆、洗漱用品等都是自带的。因当时军队、地方干部生活待遇实行的都是供给制,随行的家属子女不管干部职位高低,一律按部队普通战士水平供给,被褥等生活用品公家已供给配有,所以入学时随身带到学校不再重发。

幼儿园和一年级配有老师和阿姨照顾,我们二年级的同学只有一个班主任照管,没有阿姨,因此生活起居一切事务都是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自己干。平时洗头多用草木灰水,洗衣服、被子也多用草木灰水或灰灰草。老师定期领我们到河边,指导我们在石头上搓洗或用棒槌拍打衣物,然后在河水中冲洗干净,铺在沙滩上晾干,洗衣物基本不使用肥皂。学校没有澡堂,天气不冷时,由老师带领我们直接到河里泡洗,男、女孩子隔开,男孩子在上游,女孩子在下游,同学们相互帮助擦洗,除去污泥。

1948年春,学校迁到平山县的古贤村,离开了阜平县。1948年秋的一天早上,我们刚打完饭,忽然听到哨声紧急集合,叫大家停止吃饭,说傅作义军队进攻石家庄,距我们学校驻地只有几十里了(我记忆中好像是四十多里)。饭来不及吃了,连碗带饭装进了碗袋带着走。我们立即回到宿舍收拾行装,限定每人只许带棉衣、单衣各一套,鞋子一双,打成小背包背着,书放在书包内,碗袋栓在书包带上,书包斜挎在肩膀上轻装转移。其他东西一概不准带,由专人负责坚壁清野保管。当时中央住得近的军队和机关,得到消息后,为了减轻学校转移负担,立即派人将自己的孩子接了回去。当时我父母远在阜平,任弼时叔叔离得近,立即派人接远征姐姐和我们几个孩子,但当时我们已经出发,只追上了远征姐姐等孩子,因为我们班出发得早且走的是小路,所以没找到我。

学校接到转移通知很突然,来不急准备转移用的交通工具,仅征集到少数的几辆马车,孩子又多,因此不得不强行规定,只有幼儿和一年级的小孩能乘车转移,二年级和二年级以上的孩子必须全部由各班班主任带领,分头日夜兼程徒步快速转移到指定的目的地。

我们的张老师虽是年纪大的女老师,但做事干练麻利、责任心强。她知道自己年纪大、又是解放脚,所以笨鸟先飞,以最快的速度组织,领着我们二年级同学抄小路先行了,并征得领导同意,要她在荣臻小学上高年级的十几岁儿子同行,协助她带领我们转移,以日夜兼程,七、八十里的行军速度到达指定的宿营目的地。到宿营地时已是深更半夜,毕竟我们还是8、9岁左右的孩子,大家挤在一间屋内,不少孩子累得连饭也没吃,就趴在床上、桌子边,或靠着墙根,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因炕挤不下,老师把我安放在一个大箱子上睡。第二天醒来,我却挤在老师旁边睡了。原来我睡觉不老实,滚到了地上,老师把我抱起,挤在了她身边睡的。后来我们搭乘装煤的火车到了山西娘子关,下了火车,我们浑身都是煤黑,老师又按惯例,带我们全体到河里冲洗干净。不几天,傅作义军队撤了,我们才又回平山县的古贤村原驻地,回来时顺利,基本上是坐马车没有走路。

1948年底,解放战争的胜利势如破竹。父母南下前夕接我同行,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离开了养育我童年、让我亲身经历过战争洗礼锻炼的荣臻子弟学校。